台中市長胡志強、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吳惠林、作家/評論家 南方朔、淡江美研所教授陳ㄧ新共同推薦。

作者喬治‧弗列德曼，生於匈牙利，父母親是二次大戰時納粹大屠殺事件的生還者，除了政治科學學者與作家兩個身份之外，弗列德曼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情資收集與預測公司—美國民營智庫機構「戰略預測」(Strategic Forecasting Inc. 簡稱Stratfor）的創辦人與總裁。常常撰寫有關國家安全、資訊戰、電腦安全及情資等…專文。

喬治‧弗列德曼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利用對於過去幾百年來有關歷史及地理政治學的探討，大膽的提出包括人口、經濟、政治面向的分析與預測，預測了未來一百年人類的命運與發展……

‧美國與回教世界的戰爭將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第二次與俄國全面性的冷戰

‧中國將會經歷一場重大、長期的內部危機。墨西哥將會崛起，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強權。

‧21世紀中期，將會爆發一次世界大戰，由美國對抗東歐、歐亞大陸與遠東這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結盟體。不過軍事規模不大，戰爭的傷亡也不大。

‧技術的研發將集中在太空，主要用於軍事上還有新能源的開發（主要與環境有關）。

喬治‧弗列德曼以清楚易懂的文字，預測21世紀全世界可能遭逢的改變，解釋了未來在哪裡與為什麼會爆發戰爭（還有戰爭會怎樣進行）、哪些國家會獲得或喪失經濟與政治上的優勢，以及新的技術與文化潮流將如何改變我們未來的生活方式。

第五章    二〇二〇年的中國

紙老虎一個 

現在只要談到未來，就一定得先從中國開始談起。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中國，許多人也認為中國未來會成為世界強權。的確，中國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國，過去三十年來它的經濟呈現驚人的飛躍成長，但這並不代表它未來也會永無止盡地繼續成長；相反地，這代表了它繼續飛躍成長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且中國的經濟成長一旦趨緩，便會產生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我個人並不同意所謂未來中國成為世界強權的說法，我甚至認為中國無法維持統一、不分裂的局面。不過我同意，要探討世界未來的局勢，必須要先談中國。

由於中國的地理位置特殊，它要成為危險地震帶的機會不大。就算發生衝突，大概也是其他國家趁隙而入進犯中國，中國主動侵略他國的可能性並不高。中國的經濟不如表面上看起來得好，由於它的政治穩定仰賴於經濟持續成長，因此政治的穩定度非常令人懷疑。對某些人來說，中國之所以不容忽視，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在短期的未來將成為挑戰世界強權的霸主

我們同樣先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檢視中國的基本體質。

首先，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一個島。雖然中國的土地並未四面被海水環繞，但由於它周遭都是難以通行的天然障礙或荒地，所以它可以說是與世隔絕。中國的北邊是西伯利亞地區與蒙古的草原，不適人居、人煙稀少，而且難以通行。西南邊是無法通行的喜馬拉雅山脈，南邊與緬甸、寮國、越南接壤，到處是高山與叢林，東邊則是海洋。唯一容許大批人馬通行的是西邊與哈薩克相接的國界，但從中國歷史上看來，這條通道也不甚便利。

中國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距東部海岸一千英里以內，這塊區域只佔全中國面積的三分之一。換言之，中國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人煙稀少。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僅被外力全面征服過一次——十二世紀的蒙古人。中國的力量幾乎從未伸展到現今的國界以外。中國不喜侵略，大部分的時候與世界的互動往來也是斷斷續續的。特別要注意的是，中國的國際貿易經驗並不多，甚至常常實行鎖國，拒絕與外人來往。即使與外國進行貿易，也是經由中亞的絲路或是東岸港口的貨船。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人接觸到的中國，恰好就是處於鎖國狀態下的中國，雖然當時中國有大一統的政府，但國力十分貧窮。歐洲勢力強行進入後，開始在沿海地區進行頻繁的貿易活動。這件事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為那些參與貿易活動的中國沿海地區帶來大量財富，二是讓中國沿岸與貧窮內陸地區的落差擴大。這樣的落差進一步導致中央政府對沿海地區的掌控逐漸弱化，也使得不穩定與混亂的情形加劇。當時的沿海地區傾向與歐洲勢力合作（或乾脆任其主導），不想受中央政府的控制。

這樣的混亂局勢從十九世紀中葉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為止。毛澤東本想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煽動革命，但沒有成功，於是展開長征進入內陸，將內陸的貧窮農民改造成軍隊，發動國共內戰，重新奪回沿海地區。接著毛澤東帶領中國走回歐洲勢力入侵前的鎖國狀態，從一九四九年到毛澤東死之前，中國受大一統的強力政府統治，但是非常封閉且貧困。

中國的孤注一擲 

毛澤東死後，繼承的中國領導人想要再次挑戰「中國夢」：讓中國既受惠於國際貿易而富有，又能維持大一統的政府。接替毛澤東地位的鄧小平知道，中國如果繼續維持鎖國，一定會招致危機，因為外國勢力終究會利用中國經濟上的弱點。鄧小平決定孤注一擲。他認為，這次中國應該有辦法打開邊界，進行國際貿易，又不因內部問題而分裂。

於是沿海地區再次興起，並與外國勢力發展出密切的關係。便宜的產品與貿易為上海等沿海城市創造可觀的財富，但內陸地區卻始終未能脫離貧困，沿海與內陸對立的緊張情勢也逐漸升高。不過，中國政府還是穩住了局勢，北京當局也持續掌控大權。在掌控全國各區的同時，北京小心拿捏分寸，沒有展現過度的壓迫態度，也維持住對中國各地區的控制。

這種情形已經持續了三十年。這樣的時間不管從什麼標準來看（尤其是中國的標準），都不算長。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未來是否能有效處理內部不斷升高的緊張情勢？我們也藉此來分析中國的情勢，以及它會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體系。未來的中國能夠持續停留在全球貿易體系之中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中國會不會再次分裂？

在現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的初期，中國正在進行一場豪賭，認為自己可以持續維持這種平衡的狀態。這種想法背後的假設是，中國可以慢慢地把沿海的豐富資源移往內陸，不至於引起沿海地區抗議，也不會使得內陸地區產生不安。為了讓各地都滿意中央政府的作為，北京當局可說是不遺餘力，希望能達到目的地。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更嚴重、更具威脅性的危機存在。中國表面上看起來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有私人資產、銀行，資本主義該有的它一樣不少。但就決定資本分配的市場機制來看，中國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你認識誰」比起「你的營運計畫」重要太多了。亞洲固有的親族、社會關係文化加上共產主義的政治文化結合在一起，造成不看企業體質、只重關係的借貸文化。也因此，放款之後造成了大量的壞帳，以金融界的行話來說，叫做「逾期放款」（nonperforming loan）。中國的這種情形並不讓人意外。據估計，壞帳的數額約在六千億到九千億美元之間，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壞帳之所以尚未造成嚴重問題，是靠著中國的高成長率支撐，而這樣的高成長率倚賴的是低成本的出口產品。全球對低價產品的需求很高，而這樣的需求可為債臺高築的企業帶來足夠資金，使其得以繼續營運。但隨著中國產品的價錢越砍越低，利潤空間也會逐漸壓縮。出口產品賺不到錢，整個經濟制度雖然還在運轉，卻無法產生實質的幫助。這就好比如果有家公司的產品售價與成本相同，甚至低於成本，那麼就算產品大量賣出、帶來大量資金也沒用，因為同時間大量的資金也會跟著流出。

這樣的問題是東亞地區一直以來的問題，日本的例子相當值得借鏡。一九八〇年代，世人將日本視作足以威脅美國企業的經濟大國，所有的企管碩士在課堂上都聽到教授告訴他們要多跟日本學習，要模仿他們的經營策略。的確，日本當初成長非常快速，但它的成長與其說是來自於他們獨特的企業管理方式，不如說是因為金融制度的緣故。

在政府的管制下，日本的銀行給一般儲戶的利率非常低。由於種種法令規範，一般日本人只好選擇把錢存在郵局（日本的郵局具有銀行的儲匯功能），郵局也付給他們很低的利息。接著，日本政府再回頭向郵局把這些散戶的錢借來，只給付遠低於國際標準的利率，將這些錢借給大銀行。銀行再用很低的利息，把這些錢借給與自己有關係的企業，例如住友銀行把錢借給住友化學公司等等。一九七〇年代，美國企業借款時需要付出兩位數百分比的利息，而相對地日本企業要負擔的利率卻遠低於這個數目。

也難怪日本的企業表現得比美國好，因為他們使用資金的成本實在低太多了。另一方面，日本的高儲蓄率也其來有自：由於日本當時沒有國民退休金制度，公司提撥的退休金也很少，日本人只好利用儲蓄來為自己的退休做準備。與其說日本人精打細算，不如說他們是迫於無奈。日本社會大眾迫於無奈，沒別的辦法，只好把錢存起來，收取微薄的利息。

高利率有效地在西方經濟體進行汰弱留強的篩選，體質不佳的企業無法繼續生存。但同一時間裡，日本的銀行將資金以超低利率貸款給自己的關係企業，所謂的市場機制根本不存在，因為真正決定放款與否的是「關係」，而不是企業經營狀況，這樣的情形後來便導致了許多壞帳。

日本企業募集資金最重要的管道不是在公開市場發行股票，而是向銀行貸款。董事會的成員全都是由公司幹部與銀行家組成的，他們根本對賺取利潤缺乏興趣，只希望看到公司得到充沛資金，以便一邊應付債務，一邊繼續營運。難怪日本企業的資本報酬率遠遠落後大部分工業國家。不過日本卻能夠創造驚人的高成長，原因完全在於日本的經濟結構，乃是以出口為導向。

應該說，日本除了仰賴出口，也沒其他的路好走了。由於日本儲蓄率高得嚇人，一般的人民支出不高，因此光靠國內需求絕對不夠。又由於日本的企業不是由投資家主導，而是由內部幹部與銀行家控制，這些人又只想要募集更多的資金流入，對創造利潤並不在意。因此，低價產品的出口越來越多，借貸的額度越來越高，需要的資金越來越多，同時低價出口的商品也越來越多。於是隨著出口提高，資金需求加大，借貸的金額也日益提高。表面上看起來經濟呈現驚人的成長，但危機早已悄悄埋下種子。

由於日本銀行放款的標準過於寬鬆，導致許多逾期放款（已屆清償期，但銀行未獲借款人清償的貸款）。許多資金就這樣被用在毫無意義的計畫上，最後浪費掉了。但銀行不肯把這些逾期放款提列損失，並讓這些欠錢不還的公司宣告破產；相反地，銀行竟提高貸款的額度，好讓公司繼續苟延殘喘。隨著貸款的金額增加，日本儲戶的錢又必須用來維持體系的正常運作，只好藉出口創造更多現金流入。雖然資金流量充沛，但許多企業早就日薄西山，很多公司只顧創造現金流，根本不管獲利與否，如此一來對整個金融系統又造成極大的損害。即便日本企業的出口量驚人，但創造的實質利潤卻很少。這時的日本光是要維持正常運作就已經異常艱辛了。

表面上看起來，日本正快速崛起，以品質優良又便宜的產品攻佔市場；美國的公司執著於利潤，但日本的企業不是如此，日本未來前景一片看好。但事實並不是這樣。其實日本企業靠著政府的低利率資金苟延殘喘，藉著低價策略維持資金流入，勉強讓銀行體系不致崩潰。

到最後，壞債的數額高到到再也無法用出口來掩飾的地步。銀行一家一家應聲而倒，然後接受政府抒困。日本政府選擇採用許多急就章的策略，讓痛苦推延到未來才發生。日本原本可以利用這個大規模的經濟災難重建一套新的金融紀律，結果卻演變成長期的苦難。一直到現在，這個苦難仍然餘波蕩漾。這場災難中，日本的經濟成長暴跌，市場也快速萎縮。有趣的是，雖然日本的危機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便爆發了，許多西方的分析家卻過好幾年才注意到日本的經濟出現問題；一直到九〇年代中期，都還可以聽到他們談論日本的經濟成長奇蹟。

這些訊息，對中國來說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可以說，中國就是日本的加強版。首先，中國跟日本一樣是亞洲國家，一樣認為社會關係比經濟紀律更重要。同時中國也是共產國家，所以資本的配置主要決定於政治考量，統計數據也往往被官方操控。在中國，追求現金的銀行家與官員比起追求利潤的股東，影響力大多了。中國跟當年的日本一樣，都極度仰賴出口，有驚人的成長率，也同樣面臨成長稍稍趨緩便會大難臨頭的危機。根據我的估計，日本在一九九〇年的壞債比例大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而現在，中國的壞債比例最保守也有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五。我甚至認為，這個數字實際上應該將近百分之四十。但即使是百分之二十五，也很嚇人了。

中國的經濟看起來很健康、很有活力，光看成長率的話，你可能會覺得中國實在不簡單。可是成長率畢竟只是經濟指標的一部份。真正的關鍵在於，這樣的成長率裡頭到底有多少獲利空間？中國大部分的經濟成長都是實實在在、未經灌水的，也的確帶來豐沛的資金讓銀行眉開眼笑。但這種成長並不等於經濟的實質成長。一旦中國的經濟成長稍微減速（譬如說受到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很可能整個體系就會直接垮下來。

這對亞洲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一九八〇年代日本快速成長時，大家都以為日本終究會贏過美國。可是日本的經濟成長雖然快速，但事實上這種成長卻無法持續下去。當日本的成長開始趨緩，銀行體系的危機就撲天蓋地而來。二十年後的今天，日本還沒完全從當年的陰影中走出來。同樣的，一九九七年亞洲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讓全世界都嚇了一跳，畢竟，這些東亞國家不也是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嗎？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一直呈現驚人的成長。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這樣的成長是不可能永續存在的。總有一天，中國的景氣循環會走到下一個階段，到時候勢必要在企業當中汰弱留強，這個問題不能躲避。屆時可能光是一個缺乏技術人員的小問題就足以中國停止成長。從結構上來看，中國已經快走到成長的盡頭了。

中國的政治危機 

日本以一整個世代的低成長率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由於政治與社會文化特殊，過程中並未發生日本民眾激烈抗爭。東亞的國家大致上採取兩種不同的解決之道：有些國家如南韓、台灣，歷經一番慘痛變革後走出陰影，並更加茁壯；但這主要是拜他們強而有力的政府所賜。有些國家，像印尼，則就此一蹶不振。

中國的問題則是政治問題。維持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因素，不是意識型態，而是錢。當經濟危機發生，資金不再流入中國，不只銀行系統會出現問題，連整個社會都會開始動盪。在中國，忠誠度不外乎靠利誘與脅迫而來，若沒了錢（利誘），就只剩下脅迫。由於成長趨緩造成企業失敗與失業率升高，便會導致國家不穩定。當人民長期貧窮問題無法解決、普遍失業嚴重，再加上經濟趨緩的壓力，便容易導致政治不穩定。

回想一下，在十九世紀中英戰爭與毛澤東時代之間，中國內陸跟沿海地區的分裂情形。當時的沿海地區靠著外商貿易、投資而蓬勃發展，因此逐漸向外靠攏，想要脫離中央政府的掌控，於是引進歐陸帝國與美國等貪圖中國商機的外國勢力。今天的情勢跟當時相差無幾。今天在上海的生意人可能與在洛杉磯、紐約與倫敦的生意人有共通的利益；甚至可以說，他們與國外合作的獲利，遠超過與北京合作。當北京政府想限制他們活動時，他們自然而然會想要脫離北京的掌控，藉由引入外國勢力保護自身利益。同時，中國內陸較貧困的人民要不就是遷移到沿海的城市，要不就是要求北京政府對沿海地區課重稅以補助內陸。兩難之下，北京當局要不就是權力萎縮、失去控制，要不便是重返毛澤東時代的高壓鎖國政策；端看哪一種結果比較可能罷了。

中國政府主要支柱有二。其一是整個國家賴以運作的龐大官僚系統。其二，則是執行國家與黨命令的軍警系統。至於中國原本的第三支柱，也就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早已蕩然無存。平等、無私與服務的精神早已淪為空談，再也無人相信，更不要說身體力行了。

除了社會以外，這種意識型態上的轉變也影響到國家、政黨與軍警系統。在這波轉變中，共產黨官員成為新的得利者。中國政府若想控制沿海地區，恐怕也很難採取太激烈的手段，因為沿海地區正是靠著同樣的黨政系統而蓬勃發展的。十九世紀時發生的問題跟現在一樣，都是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不想服從北京的命令，想與外國人通商。

當中國面臨嚴重經濟危機時，其中央政府就必須尋找另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拿來取代共產主義。要人民犧牲，就必須讓他們以為自己是為了信念而犧牲；如果中國人已不相信共產主義，至少他們還相信「中國」這個信念。為了防止內部分裂，中國一定會加辦法強化國家主義；當然，這樣一來排外情結也必然隨之興起。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一向不信任外國人；而中國政府需要為自己的經濟失敗找藉口。中國政府一定會把經濟問題的責任推給外國，就像毛澤東當年把中國積弱不振與貧窮問題怪到外國人身上一樣。

中國自然會打出民族主義這張牌。因為中、外在經濟議題上產生許多衝突，而且外國政府一定會想要保護他們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中國會喊出自己是偉大強權的這個調，以此來取代已逝的共產主義。與外國產生爭執，如此更可以使得中國政府的立場獲得鞏固。中國政府將責任推諉到外國人身上，且在外交上與外國政府產生衝突，加上自身軍事力量日漸強大等等因素，中國人民將團結一致擁戴政府。這種現象可能會在二〇一〇年代出現。

最可能與中國發生衝突的是日本與美國。美、日與中國可說是世仇，目前還存在在著一些檯面下的衝突。俄羅斯則不可能被中方當成敵人。儘管如此，中方與美、日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並不高。以目前的實力來看，中國還不足以積極進犯美國或日本；中國海軍實力太弱，如果與美方交戰，勢必落敗。因此，雖然理論上中國亟欲武力犯台，但實際上不可能付諸行動。以中國目前的海軍實力，根本不可能強行渡過台灣海峽，更沒有能力保護運輸船團，來把物資運送到台灣戰場打仗。十年內，中國的海軍還不可能提升到能夠挑戰美國的水準，因為發展海軍需要很長的時間。

★★★★

簡言之，中國未來有三條路。第一條路，就是保持目前的速度，永遠以天文數字級的驚人速度成長。但世上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做到這件事，所以中國也不可能成功。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已經造成許多失衡、無效率等問題，未來勢必得重新整頓。未來中國一定得面臨一番痛苦的重整，而亞洲其他國家早已經歷過這種痛苦了。

第二條路，就是再度中央集權。當經濟危機導致各方不同利益相互競爭、衝突時，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強制命令手段控制局勢，限制地方自由。這條路的可能性比前者高，但不太容易成功，因為中央政府裡面的官員當中，許多人的自身利益恰好與中央集權是相互衝突的，政府想光靠這些官員來執行政策是行不通的。民族主義可說是中國唯一能夠賴以支撐大局的工具。

第三條路，則是中國在經濟趨緩造成的壓力下，開始依傳統地理界線而進行分裂。中央政府權力逐漸萎縮，甚至失去控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條路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形，而富人與外來投資者也將因此獲利。這樣一來，中國就回到毛澤東之前的狀態：各地區相互競爭，甚至衝突，而中央政府則試圖力挽狂瀾。如果我們都同意中國的經濟需要重新整頓，但也知道這樣的重整又必然造成緊張，那麼我們可以說第三條路最符合現實狀況，也符合中國的歷史發展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