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擁有能嗅出「死亡味道」敏銳直覺的排灣族原住民醫師—徐超斌，他是超人醫生，一個人負責全鄉鄉民的健康！他讓許多醫界大老感到驕傲與感動！

　當台北市每62人擁有1位醫師，台東達仁鄉4141人，卻只有1位徐醫師。為解決醫療資源貧乏，7年來，日日夜夜，徐醫師開車翻過好幾座山，為病患看診。他希望任何時間民眾有病痛，都別怕，因為有他在，更無須擔心半夜生病或發生意外，會因為車程太過遙遠而枉送性命。他的傻勁與拚勁，24小時急救站、夜間及假日門診、巡迴醫療終於成立，搖搖欲墜的衛生所更有嶄新面貌。

　一對夫妻，即使搬離達仁，仍不遠千里從台中來找徐醫師；一位病患，特地到衛生所，就只為了對徐醫師說聲「謝謝」。當徐醫師病倒，許多人默默為他祈禱、擔憂、流淚。徐醫師說是這些民眾教會他如何做一個好醫生，也是這些民眾給了他再站起來的力量，他又怎能不用生命守護？

三十九歲，病倒

　突然，一陣突如其來的極端麻木感侵襲我身體的左半側。一開始，我還以為只是側身躺臥造成血液循環不良所致。

　二○○二年六月，我從奇美醫院急診室的主治醫院轉為台東達仁鄉衛生所的醫師。一般人很難想像，這裡地處偏遠，醫療資源極度缺乏，而且只有我一位醫師，但一股不放棄的堅持始終在我血液流竄。終於在二○○六年三月，我全心推動的二十四小時急救站總算實現，加上夜間門診，終於可以讓晚上生病或發生意外事故的人，不會因為來不及急救而枉送性命。

　但達仁衛生所的巡迴醫療、夜間門診、大武急救站的夜間及假日二十四小時急診醫療，以及署立台東醫院的急診支援，我的工作時數竟然漸漸超過每個月四百小時，而我每天開車巡迴醫療，從衛生所到最遠的部落，要五十公里，算一算每星期將近兩百八十公里，如果再加上每天一百二十公里的通勤，我一個禮拜的車程剛好環台一周。

　但我絲毫不以為意，看著自己當初規劃的願景正逐一完成，年輕健壯如我，只覺得自己就像飛行在東海岸上空的超人，時時刻刻照料依賴我的病患。

一個月工作四百小時

　那段時間，在與朋友聚會聊天的場合裡，一些和我不太熟的朋友聽到我的工作情形，都會瞪著眼睛，連連吃驚：「超人，超人，你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超人。」與我較親近的朋友則會對我說︰「為什麼你一定要把自己弄得那麼累，你真以為你自己是超人嗎？你這樣身體負荷得起嗎？你家人不會擔心嗎？」語氣充滿疼惜與不捨。我笑著說：「沒辦法，家鄉的醫療資源如此貧乏，如果我不挺身而出，又有誰會投入呢？」

　一個月工作四百小時的生活，日復一日，我陶醉在願景實現的欣喜與成就感中。眼看鄉親對我的信任和依賴逐漸加深，我完全忘了當時的工作早已超越自己體能所能承受的極限，我也從來沒想過，那時我的人生早就已經一步步踩入無形的流沙中……

　二○○六年九月中旬，出事那一週的前五天其實我已連上了八十小時的班，然而當時我的身體毫無不適的徵兆，依然活力充沛、東奔西走。為了應付週日二十四小時的急診值班，週六晚間我先回部落老家夜宿，九月十八日早上八點，我趕赴大武急救站值假日急診班。

　每回我當班，病患總是特別多，病情嚴重的患者也相對增加不少，那一天的情況也是一樣，從早到晚，病人陸陸續續前來就診，未曾間斷。我一直忙到凌晨一點，處理完最後一位病人，心想總算可以暫時休息了。我走回值班室，卻沒想到自己年輕健康的身體此時已是強弩之末，我中風病倒，那一年，我才三十九歲……

我腦出血了，快把我送醫院

　病發前，我正躺在值班室的沙發上，電視開著，但我根本沒注意電視畫面的內容，一心只想著隔日的行程。突然，一陣突如其來的極端麻木感侵襲我身體的左半側。一開始，我還以為只是側身躺臥造成血液循環不良所致，於是我起身用力甩手，想解除麻痺的不適，然而那股麻木的感覺久久未退，直到我想伸手去拿放在桌上的水杯，結果不但拿不到，還一直繞著桌緣打轉，最後我倒在桌邊的地板上。

　奮力爬身坐起，一種奇特的暈眩感隨之而來。我心中有很不好的預感：難道我要倒下了嗎？但我還這麼年輕，我的身體不是一向都很健康嗎？

　我蹣跚又掙扎的叫醒值班護士，請她幫我量血壓，我一臉焦急與痛苦，把護士也嚇壞了，但一量我血壓，收縮壓竟然高達200毫米汞柱。我告訴護士：「我應該是腦出血了，快，快把我送醫院。」

　我盡量讓自己看起來鎮定，聲音也盡量平穩，就像平常在診斷病患一樣，但其實我的內心恐慌無助到極點。我在心裡吶喊：上帝呀，真的是現在嗎？不能再晚一些時間嗎？不能再等等嗎？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我還有很多理想沒達成。

當醫師變成病人

　救護車的鳴笛聲在黑夜裡，劃破了寂靜的台九線公路，躺在救護車上的我焦慮又慌亂，我一心想著，怎麼辦，身為眾人仰賴的醫生，我竟然病倒了。在我住院期間，那些信任我的病人要去哪裡？他們要找誰看病？

　我試圖動動我的左手手指，想看看自己嚴重的程度，腦海中卻猛然想起過去我在奇美醫院急診室看診時，診斷過許多腦中風的患者，我甚至可以依照病患的臨床症狀，精確地推斷病人腦部病變的位置，而非單純做腦中風的簡單臆斷。

　那時，當我向病人和家屬解釋病情，以及未來治療的方式與復健的目標時，是那麼從容、侃侃而談，昔日的言語，一字一句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現：「發生病變的腦血管所供養的腦細胞在發病當時已註定死亡，無可挽救，接下來的治療只是在預防隨之而來的腦水腫會導致病情的擴大及降低復發的可能，將來復健的目的是要訓練其他部位的腦細胞以取代原來腦細胞的功能，患者要回復到原來的狀態已不可能，復健的目標是希望病人能恢復生活自理的能力。」

　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會這樣倒下，我更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下診斷的對象竟然會是我自己。在那一刻，我完完全全體會到病人在醫師宣布病情時的極度不安與惶恐，原來即使是醫師，在面臨自己生病時，心裡的脆弱與害怕其實和一般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尤其最後那兩句話：「患者要回復到原來的狀態已不可能，復健的目標是希望病人能恢復生活自理的能力。」更是讓我心裡一驚。

連值班醫師都嚇一跳

　車子一抵達台東馬偕醫院，才一推進急診室，醫師都還沒做任何檢查，我馬上對值班醫師說：「我腦出血了，請快替我安排腦部電腦斷層掃描。」值班醫師一聽，驚訝地結巴對我說：「你別開玩笑了，怎麼可能？我都還沒幫你診斷。」我卻非常堅決地對他點點頭：「沒有錯，你快安排就是了。」

　等到片子一洗出來，完全沒有意外，確實在我右大腦的基底核位置出現了白色的血塊影像。我望著片子，轉頭向一位陪同我到醫院的衛生所同仁說：「怎麼辦？看來我需要住院好一段時間了，但我不在衛生所，你們怎麼辦？病人又該怎麼辦？」

　為了防止血塊會繼續擴大，那天晚上，我住進加護病房接受觀察。那一晚，我頭痛欲裂，彷彿有無數的針扎在我的腦袋裡，而且又尿意頻頻，我不斷往返洗手間，但最讓我痛苦難受，以及無法擺脫的卻是心情的焦躁和疑慮：我是家中和衛生所的最大支柱，又是許多病患的依靠，平時別人有困難，都會找我幫忙，但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會需要別人幫忙，然而身為病人，總是需要有人在旁處理一些事情，只好聯絡人在台南的妻子連夜前來照料，但沒想到，隔天我又因為腦部再次大量出血，完全陷入昏迷。

　等到我再次幽幽醒來，醫生已為我動完開顱手術，並且順利清除腦部裡的血塊。在一片混沌迷濛中，我知道自己已經從鬼門關前走了回來。

　順利從死神手裡逃脫的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很幸運，相反的，我的心裡是滿滿的悲傷絶望、自責與愧疚。

急診室的最後一天

　對我而言，這只是一個再稀鬆平常不過的簡單動作。但看在那位中年人眼中，卻有著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

　在奇美醫院待了五年，我自豪的並不是一身快速診斷與處理病人的本事，而是在宛如烽火戰場的急診室上班，無論是科內同仁或其他科別的醫護人員，我一直與他們維持良好的情誼，因為我一直相信，我們是一個團隊，唯有團隊的密切合作，我們才能在關鍵時刻救治每一位病人；另一方面，對於病人，我始終抱著虛心學習及感恩的態度，因為我深知自己從病患身上學到的遠比我為他們所做的多更多，我也明白沒有病人，醫師就失去存在的價值。

　關於科內的同事，不管身分是醫師、護士、護佐、救護車司機、掛號的行政人員，乃至於志工，我一向一視同仁，和他們都保持了良好的互動關係。我本身個性就非常外向活潑，又很會說笑，同仁都喜歡和我相處，常常下班後為了舒解工作壓力，我們會一群人相約前往PUB或至KTV，而每年科內的忘年會，我離開前，一直都是由我主持晚會，每回我們都會儘情玩樂。

　當然，工作中，不論再忙，我從未對他人發怒責罵。因為我知道當病患擁塞時，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所以每當我急於想知道病人的檢查報告，但護理人員又忙不過來時，我就會自己跑到檢驗室拿報告或到X光室取片子，甚至主動推病人去做檢查，我總覺得這才是尊重自己的工作，也才是正確的工作態度。為什麼當醫生一定要高高在上，不斷口頭使喚別人呢？

　我剛到台南奇美醫院時，閩南語只會聽，不會說，但我接觸的病人幾乎都是講閩南話。一年過後，我已學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這讓我得以更接近病人，了解他們的病痛。或許在急診室看盡人生百態，人情冷暖，使得我更能貼近與體會他們的心境，我與病人之間跨越了膚色與種族的障礙，形成了特殊的依賴關係。

原本到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

　某天傍晚，一對鄉下來的老夫婦走進急診室，老婆婆對我說：「我先生腸胃不好，吃東西都消化不良，請你幫他看看。」我聽了，本想建議老婆婆去看腸胃科門診就可以了，老婆婆卻接著說：「我們住在很遠的鄉下，我早就聽說奇美的內科很好，我想好久了，所以今天才包計程車大老遠跑來。」聽到這些話，我原本到嘴邊的話馬上吞了回去。望著老夫妻純樸天真的模樣，我想我又何忍令他們失望，於是就留下他們，幫老先生安排了一些檢查。

　一個倒在路邊的流浪漢半夜被救護車送來急診，診療結束要離開時，診療費一千多元，但他口袋空空，沒錢支付，他走到我面前對我說：「醫生，我身上沒帶錢，我還要搭車回家，你能不能借我兩千元？」我哭笑不得，心裡想，我們幫你做治療，你沒付錢，竟然還向我借錢。雖然明知借出去的錢，對方不可能還，但看著他衣衫襤褸的模樣和滿臉的污垢，我心軟了，於是從皮夾掏出兩張千元大鈔給他。

醫生，你真的很棒

　另一個夜晚，一位中年男子看我皮膚黝黑，在我問診時突然問我：「醫生，你是哪裡人？」我回答：「我來自台東。」他接著問：「那你是原住民嗎？」我點點頭。

　大概他從來沒有遇過原住民醫師，一直暗中注意我的一舉一動，後來我替一位頭暈的老太太看診，為了觀察她站立姿態的穩定度，我雙手扶著老太太下床站立，並將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支撐，以防她跌倒，之後再將她扶回病床，輕輕地幫她蓋好被單。

　對我而言，這只是一個再稀鬆平常不過的簡單動作，但看在那位中年人眼中，卻有著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最後他離開急診室時，對著我豎起大拇指，微笑著大聲對我說：「醫生，你真的很棒。原住民，讚！」我愣在當場，久久無法言語。那一刻，我驀然體會，原來醫生一個小小的舉動，竟然會對病人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二○○二年初，已接近我回達仁鄉服務的時間，有幾位學長來電說服我：「你不要回台東那麼偏僻的地方，你來我這兒服務，我保證你月薪不會比現在少很多。」那天晚上，我夢到了學生時代那股純真想返鄉服務的初衷，更加堅定我回鄉的決心。因為台東位處偏遠，達仁鄉更是鮮為人知的窮鄉僻壤，醫療資源十分缺乏，如果我不回去，什麼時候才有機會改善達仁鄉的醫療品質？如果我不回去，又有誰會回去服務呢？

　那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我在奇美醫院最後一天上班的日子。那天急診室依舊忙碌不堪，一個個重症病患被送進急診室，急救區始終都是維持四張病床的狀態，食道靜脈瘤破裂出血的病人、急性呼吸衰竭需要插管急救的病患、外傷出血性休克的傷患、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整個早上，我一步都未踏離急救區。

　中午時分，我看了一下我負責的第一診區，卻發現我的住院醫師不見人影，問了診區護士，她回答：「葉醫師說他又累又餓，先去吃飯休息了。」我嘆了一口氣，只好抽出空檔，處理診區的患者，兩邊來回奔波。不知過了多久，林主任前來關切：「徐醫師，你吃飯了沒？你去吃飯，我先幫你頂著。」我搖搖頭，看了看手錶，接近三點了，我心想沒關係，反正都這麼晚了，午晚餐再一起解決好了，我先把治療做好再說。

你應該體諒病患及家屬焦慮不安的心情

　從下午到傍晚，急診病人未曾停過，但我早已適應這種忙亂的場面，始終保持穩定的情緒，耐心處理每一位送來的病患，正忙的時候，檢傷護士推一床狂飆鼻血的病人進來，葉醫師大聲喊道：「先別推進來，這裡太滿了。」我聽到了，立刻上前制止，看了一下病人的情況，知道病人是因血壓突然升高導致鼻部血管破裂，於是先拿乾棉球塞住他的鼻孔，暫時止血，再拿降血壓藥讓病人舌下服用，並通知耳鼻喉科醫師前來接手處理。

　處理完，我轉頭對葉醫師說：「病人鼻血流得這麼厲害，雖然對我們來說，這不是什麼要命或重大的疾病，但你應該體諒病患及家屬焦慮不安的心情，而且你也看到了，初步處理其實花不了多少時間和精力。」

　最後一天在急診室上班，原本下午五點，我就可以打包東西回家了，但我就是放不下心，不忍說走就走。當晚八點多，我將所有看過的觀察室病人逐一檢視且處理告一段落後，再一一向同事告別才步出醫院。

　走出急診室，我深吸了一下晚風的氣息，心裡想著，明天以後，我將回故鄉行醫，不再是奇美醫院的急診室醫師了。回頭望著黑夜中急診室明亮的燈光，我在心中默念，再見了，培養訓練我的奇美醫院，別了，賦予我優秀醫術和豐富經驗的急診戰場，我會永遠記得這段充滿血淚和璀璨的急診歲月。